“谁是卧底”、纳粹、特丽萨修女和苏格拉底可以教给我们的:理性与批判性思维

一分钟浓缩版
理智的人应该怀疑一切,或者说任何事物都应该可以被质疑,所有的权威都应该可以被挑战。
1. “神圣而不可侵犯” 的经常是狂热的;值得信仰的往往是不拍被取笑甚至被侮辱的。
2. 怀疑并不永远代表否定,不允许被质疑的恰恰经常是不可被肯定的。 3. 质疑和挑战权威不会教坏下一代;服从权威带来的灾难远比质疑权威带来的灾难多。
英语里有个单词叫“dogma”,背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把它记成“狗马”,我给的定义是“畜生才会信的东西”。英汉词典一般把它翻译成“教条”、“信条”,我觉得这个翻译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它背后的真实含义;英英字典对dogma的解释是:“a principle or set of principles laid down by an authority as incontrovertibly true.”(由权威定制的、毫无疑问真实的原则)。在我看来,拒绝接受“狗马”、拒绝接受“永远的真理”的存在是成为一个理智的人最必要、最先决的条件。 法国有个哲学家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对人类的认知有一条著名的理论: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定义归根到底都是否定的。换句话说,我们描述一件东西的时候无法定义它是什么,只能定义它不是什么。举个通俗的例子:玩”谁是卧底“。 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总是以肯定的方式描述两个极其相似但是又不同的概念。如果水平高,可能6-7个人描述十几轮都很难分辨出每个人描述的分别是什么。然而,如果规则被换成否定描述,如果只能说“这个东西不是xxx”,你们坚持3轮都难(建议你们试试)。

德里达的理论经常被人们用来反对“狗马”。如果没有事物可以被肯定的描述,如果一切事物唯一的定义只是它与其它的不同,那么就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存在。任何事,任何人都应该可以被怀疑。而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永远怀疑一切,因为:
一、不加质疑的信仰,以及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必须要狂热来支持;真正的伟大不从不惧怕“侵犯”
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朝鲜人民,他们80%的时间都在哭:高兴哭、激动哭、感动哭、悲痛欲绝哭等等,花样百出;他们没哭的时候,电视里的朝鲜人民一定激昂亢奋,纷纷做决死状。再想想,我们(起码年轻人)很难理解金元帅那些不合逻辑的壮举:比如拍全世界都获奖的电影、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中国人民等等怎么会被朝鲜人民如此广泛的接受。原因就是狂热的情绪。人在激动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思考,甚至已经开始质疑的人在情绪被调动起来之后都更倾向于接受和相信。要使人们相信任何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权威,无论是神,领袖甚至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符号;都必须要想办法让人们无法冷静,无暇思考。
几年前微博上流行恶搞杜甫,我和一个同事在吃午饭闲聊的时候她对此感觉到比较悲哀。 我反倒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杜甫真的很伟大(这点我绝不反对),他不可能因为几幅画而被毁了名声。尊敬杜甫的人看到那些恶搞的画依旧会尊敬他,而不喜欢看杜甫的人天天跪在他雕像前面也不会喜欢上他。
老布什时代的美国曾经通过过一项法律认定焚烧美国国旗是违法的。法案通过当天就有个人在西雅图当街烧了面国旗被警察抓了起来,这个人就此把美国政府告上了法庭,认为政府妨碍了她的言论自由。这场官司一直闹到最高法院,由大法官们裁决,投票结果是4对4。最后一个投决定一票的是老布什刚刚任命的大法官,一个保守派二战老兵。当所有人都觉得他一定站在政府一边的时候,他出乎意料地投票反对新法。他自己解释说:“我在这面旗帜下作战,不是为了把烧它的人扔进监狱,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有通过它表达不满的自由。” 今天美国国旗可以给狗穿,可以当内裤、餐巾纸,也可以烧(有两个著名的魔术师Penn and Teller 在《白宫风云》曾经演过在总统面前用宪法卷起来包着国旗点火,一阵火光之后国旗没了,宪法完好无埙。然后他们展开那卷宪法说,只要宪法在,国旗随便烧)。 而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认为美国国旗可以随便烧而觉得美国是不值得尊敬的。
图片:选自Penn & Teller的“Fool us"节目
二、怀疑≠否定, 没有质疑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
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很多人都觉得他是疯子、不学无术的混混,甚至是撒旦的化身(其实到今天还依旧有人这么认为)。作为一切权威的教会认为人是上帝创在造宇宙的第六天,一拍脑门儿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然后第七天他就歇了一天(虽然上帝永远不会累)。声明人由猴子变的等于直接否定了圣经里面的创造论(达尔文其实没说过人是猴子变的)。教会相信圣经中记载的信息不可能错,因为它是上帝留在人间的话;而上帝也不可能是错的,因为圣经里说上帝是不会犯错的……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接受进化论是更加正确的理论,而创造论是神话。 这两个理论里面,那个不断接受质疑的才最可能是正确的;相反,不容别人置疑的,不断强调自己权威的反倒是站不住脚的。
世间诸事,大体永远如此。在社会科学里这被叫做“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简单地说,永远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就永远不能被证明是对的。越是禁不住推敲的就越喜欢强调权威性,越声称自己光荣伟大正确越可能是流氓。(我将来会专门写一篇可证伪性的文章,你们不要急)。 一个真正科学的理论、事物永远是欢迎别人的质疑的。而我们质疑任何事物的时候也不总是想着要推翻他。相反,更多的时候人们理智的思考恰恰是为了更好的证实和完善。比如科学家们测量和研究引力波的时候,他们想的既不是“保卫爱因斯坦”,也不是“打倒爱因斯坦”(上一章提到,这都是狂热的情绪),而是“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到底对不对”以及“我们来探寻一下真理到底是什么”。
最后,心存怀疑的人其实往往才是真正信仰最强的人。比如去年刚刚被梵蒂冈封圣的特丽萨修女(Mother Teresa)。她曾经在1959年给友人的一封信里面写到她对被上帝抛弃感到痛苦,甚至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In my soul I feel just that terrible pain of loss, of God not wanting me, of God not being God, of God not really existing. ”)然而正是因为她曾经怀疑过才让她的信仰变得更加可贵, 一个永远只在赞美的人很可能只是在拍马屁而已。
三、盲目服从带来的灾难比质疑的危害更大
自古以来,质疑权威的人都被看做洪水猛兽。一个叫莫利尼耶的神父对18世纪提倡自由思考的启蒙主义者(比如:卢梭、孟德斯鸠、牛顿等等)是这么评价的:“这些启蒙主义者是个什么东西?社会中的一类怪物,他们对礼数和道德、得体合宜、政治或宗教规范完全无感,他们这类人什么都做得出来”。当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站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面对的罪名是教唆雅典的年轻人对权威不敬。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的大体意思是:“你们这帮人用脑子好好想想,合着整个雅典就我一人儿教人坏,你们一个个儿的全都教人向善是么?是么?是么?可能么?说话啊!” 公民陪审团和指控他的迈雷托士都被问得哑口无言,场面十分尴尬,于是他们默默地判了苏格拉底死刑。一千多年之后,在纽伦堡法庭纳粹战犯被审判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给自己的辩护都是一样的: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屠杀犹太人不是我自己想干的。
纵观历史,人们似乎永远在惧怕叛逆和反抗,而真正的灾难几乎永远是盲目服从的人导致的。从纳粹到红色高棉;从基地组织到isis;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兴登堡号的爆炸,这些大灾难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理智的声音被打压甚至被系统性地消灭。简单地说,一个总是说“你说什么我都毫不质疑”的人远远要比一个经常说“这事儿不一定吧,你让我再想想”的人可怕。
1751年第一本百科全书在法国出版,它被认为是人类启蒙思想的结晶。编者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里面回应了莫利尼耶神父,并对启蒙主义者做了如下的定义:“他们践踏偏见、传统、普遍共识、权威,简言之,一切奴役思想之物。他们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后退寻找最清晰的通则,对于经验和理性之外的言论概不承认。”■